集体行动悲剧在集体行动理论家看来是很难避免的,对于男女性别比来说,亦是如此。国家政策干预是一个办法,但控制人口可能相对容易,而要鼓励生孩子,尤其是鼓励生女孩,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能,在伦理上亦不可能。从治理和政策角度来说,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因为国家强制性政策,一般适用于可以进行简单管理的场合,而男女婚育,恰恰是人类最原始的秩序之内,很难进行有效管理。
所以,现在专家对男女性别比问题,只能是描述和分析,而很难提供有效的政策方案。现有的政策工具,比如投入立法资源、强化部门联动机制的综合治理、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建立相关性别比预警等,看起来动静很大,但很难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因为在开放社会中,这些政策手段,很难对原始秩序的婚育进行干预。
最近三四年来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降低性别比的确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即使考虑第二孩是自然生育而不是选择性生育,对于已经造成的人口性别比失衡难题,并无对冲作用,而只有缓解作用,且这些新增女性人口进入婚育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专家建议从改变男女不平等的习俗,如男娶女嫁、从夫居、孩子从夫姓等处着手。但这些古老的习俗,已经深深地积淀在原始秩序里。只有在原始秩序结构充分被稀释,人们越来越生活在扩展的生活秩序、市场秩序、专业秩序和国家秩序中之后,才能真正改变这些习俗的秩序维度的基础,才能真正建立男女平等的原始秩序的基础。这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对于解决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的问题,都是“远水难救近火”的事情。
虽然国家把二孩政策放开了,但是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而且随着多年一孩观念的形成,很多的家庭都不愿意再生第二胎!目前,国家真正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婚姻服务,尽可能减少婚育成本,这样可以解决因为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而导致的被迫单身问题。此外,适度推动移民政策改革,让更多的外国女性能够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对于减少“光棍危机”,也不失为一种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