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再次“发病”
徐曼丽因盗窃被抓的事情很快被父母知道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会干这种事情,因为对女儿的要求,他们从来都是尽量满足,给女儿的零花钱也不少,哪里用得着去偷。但警方的各项证据都很扎实,徐曼丽也承认了自己盗窃的事实。
2003年1月,徐曼丽因犯盗窃罪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徐曼丽服完刑,父母找她商量,想让她出国学习,一来改变一下环境调整心情,二来作为海归比较容易找工作。徐曼丽选择去了日本。对于在日本的求学经历,徐曼丽并没有多谈,只是说:“三年时间,过得很孤独。”
回国后,徐曼丽在一家外企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生活似乎进入正常轨道。然而,随着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徐曼丽感觉过得越来越不开心。此时,她旧病复发,开启了以盗窃同事财物为主的“减压”模式。
2013年8月,在距离上次因盗窃被判刑十年之后,徐曼丽再次被朝阳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我也知道偷东西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徐曼丽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她说自己有自卑心理,曾经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她也在供述中坦言:“我的这个行为也与自己自私有关,总希望不劳而获。”
这次被判刑后,徐曼丽似乎彻底失去了重新在外找工作的自信。她开始在姐姐徐曼红的个人公司帮着干一些杂活。每天,姐姐开车带她一起上班。徐曼红发现,妹妹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有时会傻傻地坐在那发呆,像进入一种游离的状态,“眼神是空洞的,看着甚至让人觉得恐怖”。姐姐带她看过医生,医生给开了一些神经疾病类的抑制药,但心里敏感的徐曼丽有抵触情绪,经常故意不吃,家人也无可奈何。
时间长了,姐妹俩难免会有争吵。就在2016年7月底徐曼丽盗窃案发前几天,姐姐无意中说的重话可能刺激到她,“为什么喜欢偷,你难道想在监狱待一辈子吗?”
徐曼丽不语。
“被抓后就不能再偷了”
2016年7月29日,姐妹俩像往常一样早上7点多就来到公司上班。徐曼丽说要去美发店理发,于是自己打车到东城区建国门大街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还没开始营业,她就漫无目的地走进一栋写字楼,乘坐电梯时随便按了第10层的按键。
“我当时的脑子好像完全不由自己支配。”徐曼丽走出电梯,开始一层一层往下走。写字楼里每个公司的入口处都有电子门禁,当她走到一个长廊后发现有一家公司的员工正准备进门,就赶紧过去尾随。为避免受到怀疑,她还从自己包里拿出一张卡故意装出刷门禁的手势。
成功进入这家公司后,她先去洗手间避开了之前进门的公司人员,然后再出来挨个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有个办公室门没锁。此时不到早上8点,员工还没上班。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有个小型摄影棚,徐曼丽看到里面的一台相机和几个镜头后,快速将其装进自己背着的双肩包。接着,她又拿走了一个拍摄时用的遮光罩。从摄影棚出来,看到一个工位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也顺手装入包里。
背着沉甸甸的一包“战利品”,徐曼丽边走边打了个车满意地离开了,若无其事地回到姐姐的公司上班。
一个星期之后,警方在徐曼丽姐姐的公司里找到她。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徐曼丽没有惶恐,承认了盗窃事实。还没等民警开口问,她就坦白自己偷来的数码相机、镜头等物品都完好无损地放在办公室一个不常用的柜子里。这些物品经北京市东城区物价中心鉴定,总价值2万余元。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坦诚”,让民警感觉有些奇怪,因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抓后都会进行狡辩。仔细观察了徐曼丽到案后的精神状态,民警决定对她作精神疾病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徐曼丽属于抑郁、“病理性”盗窃,盗窃时对自己的行为有识别能力,但控制能力降低,不过仍属于完全刑事行为能力人。
其实,徐曼丽心里一直存在罪恶感,她也知道盗窃是可耻的,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是她能想到的最佳发泄途径。徐曼丽在违法犯罪与内心痛苦之间挣扎,有时甚至不担心被抓,“因为被抓后就不能再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