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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北大肿瘤医院特需门诊室，满满当当都是人。季加孚进来了，诊室随之骚动起来，他瞬间就被二三十号病人和家属包围了。
每周的挂号名额只有10个，但是面对等待加号的病人，只要时间允许，季加孚总是很大方——“加、加、加，全部加！”很多病人从外地过来，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让他看一看片子，听他的几句意见。在这个大约20平方米的诊室里，病人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季加孚皱着眉头看片子，他突然间的沉默，或者拿起病历发出“啧”的一声，都会让他们的心颤抖一下。
“他就像是我的老天爷。”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群英这样形容季加孚。手术做完以后，群英才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胃癌。刚开始化疗的两个月，她总怕自己会突然死掉。一天晚上，突然出现严重的腹泻，她越想越害怕，忍不住给季加孚发了短信。凌晨两点，季加孚回复她：“放心，你不会死掉的，我们这么多人在看着你呢。”后来，害怕的时候群英就会翻看季加孚的短信。“看他的那些话，能给自己信心。”
季加孚的态度常常是积极乐观的，但是，治病要花钱，而癌症治疗，有可能是个无底洞。如果季加孚非常谨慎地说，“可以手术，但风险很大”，那么癌症基本上就是晚期，手术也无法保证能彻底清扫。如果出现术后并发症，治，就是持续地花钱；不治，就是等死。在钱和命之间，季加孚无法替病人抉择。他说，“如果为了治病，使这家人倾家荡产，合适么？好的医疗，是病人能够承受的医疗。”
季加孚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问，如果这是你的父母，你怎么做决定？现在，他也拿这个问题问年轻大夫。
季加孚的学生大李，已经是知名医生了。2012年他刚来的时候，胃肠外科只有季加孚一个固定大夫。那时候，医院附近没有那么多宾馆，外地来的病人对北京不熟悉，季加孚就让科里的年轻大夫开着车拉着经济情况不好的家属找便宜的旅馆。大李说，“那些都是素不相识的人。”
全世界每10名胃癌病人中，有5名来自中国。中国每年大约新增46万胃癌患者，同时，有30万人因胃癌而死去，这意味着，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胃癌。季加孚积极参加健康教育活动，每次他都会特别强调筛查：50岁以上的人或者高危群人，每3到5年做一次胃镜和肠镜，保证在这期间发现的胃癌和大肠癌不会太晚。“癌症是分期的，一期病人的治愈率在90%以上，但到了四期，治愈率就会下降到10%以下。”
现在很多病人都会通过互联网，获取和自己病情有关的信息。但是有很多人断章取义，一知半解。季加孚认为，在医院，不需要讨论发病机理，需要告诉病人的，是得了什么并处于什么期、好不好治，让他们明白患者的权利和义务。而这，需要建立医生的权威性。
“权威性的基础，就是要让患者信任你。”对此，他打比方说，“坐飞机，你关心是哪家航空公司、准不准时，这很正常，可是你没必要和飞行员讨论飞机怎么飞上天的、有几个发动机。”
十年前，季加孚还是一名普通的肿瘤医生，想在全国推广标准的胃癌根治术D2，教那些已经有十几年、二十年经验的外科大夫如何做一台标准的胃癌手术。但那时候没人理他。十年后，标准胃癌根治术已经是医疗界的共识，中国进展期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没有人再质疑D2对进展期胃癌患者的疗效了。
季加孚没有“工作之余”。平常上班，周末开会。他说，我的职业病，就是整天想着工作，不想其他事情。他的额头，天生有一道很深的皱纹，像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群英说，那是因为他老在思考，皱眉头，“琢磨出来的”。
注：季加孚医生现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全国委员、胃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