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论证,到定罪,都是需要证据的。对于文物的保管都是很有隐秘性的,近日,把几个欧洲博物馆失窃案相互串联,配上极具诱导性的提问和"推理",8月16日,带着"顶级男性精英杂志"光环的GQ,用其最擅长的戏剧化处理方式,将矛头对准了海外中国文物,想以此来妖魔化中国……
在这篇题为"中国文物大洗劫"的文章里,作者ALEX W. PALMER极力渲染保利集团以及其他致力于收回海外流失文物的社会精英"与共产党的合作",暗示中国政府就是这些"盗窃案订单"的买主……
不过,针对GQ充满恶意揣测的文章,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保利文化)总经理蒋迎春在接受《环球时报》独家采访时表示,该文将失窃案和中国收回海外流失文物的努力相联系"简直是无稽之谈",保利文化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谁在下订单?
的文章以2010年8月发生在瑞典卓宁霍姆宫(Drottningholm Palace)中国馆的失窃案开头,称窃贼以一场大火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用不到6分钟的时间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月后,窃贼从挪威卑尔根KODE博物馆的玻璃天花板侵入,盗走了56件中国藏品。在2013年,KODE博物馆再遭洗劫,窃贼"盗走了第一次入侵期间遗漏的22件文物"。
位于巴黎南部的前王室休憩地枫丹白露宫在2015年的失窃案同样被GQ的文章作为例子,文章说,窃贼的目标很明确:中国馆。在七分钟之内,22件最宝贵的藏品被盗走。
不过,《环球时报》记者搜索当年的新闻报道发现,枫丹白露宫失窃的并非只有中国艺术品,还包括一些泰国艺术品,例如1861年暹罗国王送给拿破仑三世的王冠复制品。
但这一细节,却被文章有意无意地略去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谁在下订单?"在繁复的"例子"铺垫后,GQ的文章终于抛出了这个极具诱导性的问题。文章称,在每个案例中,劫匪都把精力集中在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上,特别是那些曾被外国军队掠夺的物品。这些艺术品被公众所熟知并被很好的归档,这使得它们很难被销售或展示。同时,文中还引用当年斯德哥尔摩警察对媒体说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精密谋划过的"作为佐证,称"怀疑盗窃行为是按照国外指示进行的。
至此,文章的用意开始浮现,并与开头赤裸裸的引言相呼应。这段引言是这样说的:"奇怪的是,它为何不断发生?中国艺术最伟大的作品如何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肆无忌惮地被盗?这是一个阴谋吗?这是对多年前宝物被掠夺的复仇?史上最大胆的艺术犯罪浪潮背后是中国政府吗?
接下来,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保利集团,称这家央企开展了一项寻找海外流失文物的计划。众所周知,保利集团因其从2000年开始的一系列海外文物回归行动引发各界瞩目,其中以抢拍四件圆明园兽首最为著名。GQ的文章中,保利集团被频繁提及,作者努力渲染保利集团的"军事情报"、"军火销售"背景,称其"几十年来一直跟共产党合作。
保利文化:保留追究GQ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在接到《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申请时,保利文化总经理蒋迎春正在急匆匆往机场赶,但他还是很完整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足以看出他对GQ报道的重视:"这篇文章暗示文物被盗跟中国有关,纯粹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这种猜测根本站不住脚。
蒋迎春表示,保利文化将保留追究GQ网站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样一篇充满偏见的报道是如何出炉的?蒋迎春表示,对方的采访时间是在2017年11月,是通过保利北美公司来协调的。"他们通过什么理由申请的采访,现在印象已经不深了,大概是想探讨圆明园兽首和海外文物回归的情况。当然现在谈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保利集团一位工作人员说,当时保利方面很热情地带这篇文章的作者Alex W. Palmer参观保利艺术博物馆,但没想到对方却写出充满恶意的文章,很让人气愤。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失窃由来已有,西方文物失窃的情况比中国文物失窃更多。"蒋迎春认为,不能仅因中国文物失窃就认为这是"有人在下订单"。蒋迎春说,中国文物很早之前也曾被盗过,但是数量不多,现在数量多了,主要原因是来自东方的需求增大,导致中国艺术品的价格高了。"中国艺术品的回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购买力的激增。中国以前没有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主要是欧美人在收藏,现在则更多是中国人来收藏。
当然,并非所有找到回国之路的艺术品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破壁抢走,或被激进的官僚们争吵夺回。这个国家的新精英也在帮助他们。"GQ的文章倒也对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这一变化也多有着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国家丢失和被掠夺的文物。艺术是资产阶级颓废的象征,适合于破坏而不是保护。然而,到了21世纪初,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自信,这个国家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命运成了事关国家荣誉的焦点所在。
突然间,一群新的富豪们-这个国家不断壮大的亿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购买文物。对于这些富豪收藏家来说,购买中国艺术品不仅可以炫耀其不可思议的财富,还可以彰显崇高的爱国主义。
对这段带有浓浓"酸意"的文字,蒋迎春的回应很简洁:"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更热衷于艺术品的收藏肯定是个趋势,而且爱国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应该提倡和推崇的,这一点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
不过,GQ文章的主要部分还是要"证明"失窃案跟中国的关系。接下来,这家杂志用闪烁其词的文字提到了这样一则细节:KODE博物馆失窃后,挪威方面得知其中一些被盗文物"在上海机场展出","卑尔根警方缺乏跟进的权力,挪威官员担心会破坏与中国的微妙关系,却什么也没做。
对此,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在27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GQ文章描述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就算文物在国外失窃后流到中国境内,那么在侦查期间是完全可以申请调回的,或者通过国际刑警进行协调,但对方却没有这样做。还有一种可能是,很多中国文物都是成对的,甚至一套好几件一模一样的,不能随意认定在中国展出的就是失窃文物。
国际艺术品界严防中国收藏家?
刘阳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圆明园流散文物,有媒体甚至这样评价他:"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有哪些?究竟散落在哪里?除了刘阳,可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去认真调查这件事。
的文章提到刘阳,是为了论证一个观点:国际博物馆和收藏界都在严防中国学者,作者甚至用了一个极其负面的词"臭名昭著"(notoriety)来形容这位青年学者:"2009年,北京宣布向美国和欧洲的各个机构派遣'寻宝队'……一个八人团队抵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当小组四处探讨并询问展出的艺术品时,其中一位参与者--一名叫刘洋的研究员因他热衷于对中国丢失的宝藏进行编目而臭名昭著,他穿过博物馆的长廊,寻找可能认出的物品。这次访问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但战术的转变显而易见:中国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坐下来,而是希望艺术品的回归,狩猎开始了。很快,整个欧洲,盗窃案开始了。
我记得美国媒体从机场就开始跟踪我们。"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刘阳再次回忆起那次美国之行,他感到很无奈:"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学术考察,我是想为圆明园文物的研究补充资料,却被媒体写成了'官方派来的侦查员'。
更让刘阳难以接受的是,文中重提了法国枫丹白露宫失窃案跟自己当时刚刚发表的文章的关系,在事件发生的30分钟后,枫丹白露宫工作人员就用不流利的中文打电话给他:"这些艺术品在你的书出版后就被盗了,而你的书是圆明园文物的第一本目录。你注意到其中的联系了吗?
我当时以为是工作人员的语法有问题,现在看起来不是,我躺着中枪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英国华莱士博物馆,GQ的文章称在刘阳到访后,该馆就不再展出他曾询问的物品,"那是一对清代乾隆'金瓯永固杯',当时博物馆不展出是因为要重新布展,现在你去他们的官网看,杯子又重新展出了。"刘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的文章这样评价西方收藏界对中国的态度:"有些人坚持自己的立场,争论他们收购的合法性,或向中国人宣传在国外分享其文化的价值。其他人则悄悄地将一箱箱艺术品运回中国,希望避免与小偷或中国政府发生麻烦。
事实真是如此吗?
这么多年,我们跟很多西方博物馆有过合作,比如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等,也有一些大学博物馆邀请我们协助他们做研究、做文物修复,这些都很正常,没有一个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回流有抵制或警惕,从来没有过。"蒋迎春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描述海外博物馆对中国同行的态度。
国际收藏家的态度更特殊一点,这些人都是真心喜欢中国艺术品的。不过他们并非对中国人有偏见,而是对中国收藏家资金迅速充裕,常花大价钱让西方收藏家难以竞争的现实有点沮丧。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他们绝不认为中国人会去抢、偷。
面对海外流失文物,怎样才是正确的态度?
我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8日,国家文物局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向记者列举了中国文物流出国门的几次高峰:"流失文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西方列强从我国劫掠的文物,以及斯坦因等人以'文化考察'等名义在我国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盗窃盗掘的文物。二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从我国盗窃、盗掘和掠夺的文物。三是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被盗窃、盗掘并走私出境的文物。"文物局方面介绍,中国的例子在世界上并不是唯一,近代以来,由于战争、殖民掠夺和盗窃盗掘等原因而导致大批文物外流的国家不在少数,尤其集中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